传教士的足迹  
          
    在宣武门东大街的路口。常有一帮老人在下棋，落子噼叭，叫声四起，而他们的身后则是那静得出奇的院落，高大的院墙锁闭着一座灰黑色的建筑，它象个长方形的盒子，两头山墙高起，雕饰着精美的图案，十字架高高地竖立在上而。这就是传教士利玛窦建立的天主教堂--雨堂。 
    十六世纪末，明朝的万历年间，利玛窦为实现他在中国传教的宿愿，来到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在此之前他花费数年学习汉语并且研读儒家思想，到中国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参见中国的皇帝。一位江南赴京的大臣也看中了利氏价值，于是带其来京欲“献宝请功”。但这位大臣错打了算盘，当时的京城正展开一场权力党派的纷争，别说接待引荐这样一个外国人，避之都恐不及。利氏在京城一待就是半年，送光了带来的礼，花光了身上的钱，除了打道回府别无选择。
          
    然而，一年后他又来到京城，并且想出了一套中国式的办事方法。他并没有急着要见皇帝，而是托人把一套精美的自鸣钟和西洋琴献进了宫中，皇上爱不释手，玩赏整日。上弦的钟自有停的一天，就在利氏嚷着要走的时候，圣上下诏带其入宫。从此利氏有了出入皇宫的“特权”。又因有了皇家的背景，士大夫争相会之。利氏确也不辱使命，以其渊博的知识赢得了众人的敬仰，当时的士大夫形容其颇通儒术，可以交之。
          
    有了皇帝的信任，利氏布道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1605年明朝皇帝赐给利玛窦神父土地和银两在宣武门内建起一座小教堂（今宣武南堂的雏形），真正具有规模的南堂是德那稣会神父汤若望于1650年建造的。
          
    南堂是一座巴罗克式建筑，这种建筑风格盛行于文艺复兴后期的罗马等地，当时的教会虽已丧失了很多权力。但由于土地等原因教会仍积累了相当多为财富。于是他们把教堂建得更加富丽堂皇，将古希腊、古罗马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建筑成就都融合了进去，再加上大量贵重石料堆砌、雕琢，使建筑华丽得几近狂奢。从造型上看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影响相当明显，那种向高向上的冲动减缓了很多，更多的是平静安详，那些雕琢细致的植物，恬美和平的姿态是从前宗教建筑所没有的。
          
    欧洲的教堂一般都面对广场，许多盛大的仪式在那里举行，在更早一些时期那里是人们交往的重要场所。而中国的教堂就难以接近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的教堂与世隔绝呢？
          
     教堂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西方的象征，因此每当殖民地矛盾激化的时候，教堂也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南堂在乾隆和光绪年间两度被烧就证明这点。因而建起高大的院墙，里面安排上齐备的生活设施，这样布道才稍有安全感。1995年修茸一新的北京西什库府天主教堂（既北堂）与南堂则风格迎异。这是一座典型的展示西方宗教理念的建筑。如果您体会到一种向上升华的感觉可能就对上了原创者意图。哥特式有别于其它风格建筑最典型的地方就是那窗门上尖拱的造形既不是古罗马建筑的圆弧，也不是其它一些建筑尖角，它是哥特式建筑所独有的那种向上而又不是锋利的那种尖，它代表了一种精神，大概是荣耀与向往。
          
    教堂的内饰，特别是用彩色玻璃镶成的门窗也是一大特色。当夕阳透过这些红黄色为基调，红、蓝相杂色块时，一种迷蒙幻觉就产生了。神秘、安详，当然还有崇高。这不正是宗教。
    初建北堂得到了朝庭的特许，后来清政府恐其异端而予没收，英法联军打入北京后，清政府才不得已归还。
         
    北堂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若算上塔尖约有十层楼高，相当壮观。因建在中国，难免有土洋结合的色彩。教堂正面上方是镶刻着那稣善牧的圣像，而两侧却各建一中式石碑，上面分别刻有教堂的建造谕旨和满汉天主教圣经。从建筑结构和配置上来讲，北堂是很完整的天主教建筑群。它内设正祭台、配祭台、唱经楼。除大堂外还有苦难堂、主教府，印刷厂、图书馆、医院、孤儿院甚至女子中学，规模顶得上一座大学。
    座落于王府井大街的东堂是一座罗马式天主教堂又名圣约瑟堂。它仅比北堂晚五年建成，大概是为了创造独特的风格，它选用了最传统的罗马式宗教建筑，它的穹顶和拱形柱廊是建筑标志。它给人的感觉不是上升而是威严，这种比哥特式风格形成的更早的建筑风格也许跟当时教会的权力有关。
    一座座教堂凝固了不同时代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其实也就是对世界的理解。而利玛窦千辛万苦跑到中国也就是为了传播他的一些理解罢了。 
    洋人胡同
          
    东交民巷原来叫江米巷是京城征米的储运和集散地。那时候的江米并非今日腊八粥的原料，而是类似今天的水泥。以它制的“混凝土”修建了世界著名的万里长城，修筑了留传千古的宫庭庙殿。因此这个建材的积散地也就修得又长又直，成为旧京城最长的巷子。
          
    东交民巷北邻正阳门是进入内城最便捷而又可为外来人居住的地方，于是做生意也好，进京赶考也罢，都热热闹闹地聚在了这个地方，真可谓四面八方来客，三教九流汇集。最早加入这个群体的外国人是高丽人和俄国人，他们带来了人参、珠宝和皮毛。生意做大了就涉及到住宿，储运以至公文的办理，于是东交民巷附近出现了早期的外事办公机构，比如四泽馆、高丽馆等，还有专门办理外交公文的鸿卢寺，从那时开始，东交民巷成了各国来京的聚居。
         
    俄国人、高丽人之后英、法、荷兰、俄、美都相继在这里安营扎寨，建大了各自的领地。这里离皇帝家的院子大近。清政府曾一再建议将圆明园划为使馆，但诸国不同意，坚持在东交民巷辟界。中国人礼貌的送客方式已经不再起任何作用，洋枪洋炮已经顶在了家门口。几次一边倒的争斗之后，辛丑条约终于承认“大情国允定各使馆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各使馆管理，中国人民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一千多亩皇帝家门口的地就划给了这些什么都干得出来蛮横的“邻居”。设立使馆区以后，东交民巷确实变成了一个壁垒森严的地方。西口是美国兵营，而北口是英军的校场。继经济、军事侵略之后，这条“洋人胡同”里又多了几座别样的建筑，满足了“洋鬼子”的金融渗透。美国的“花旗”，英国的“汇丰”银行都相继设立了办事处，六国饭店接待来自各国的客商。看着这些傲慢无理而且心怀叵测的“邻居”，当地居民发出无奈的感叹。有位硬骨头的进士贴出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但更多的“奴俾”为了取悦洋鬼子，成为“假洋鬼子”，他们留着辫子穿着西服，马褂底下是一双程亮的皮鞋。相传北伐战争期间六国饭店里挤满了这样的人。
          
    现今的东交民巷并不是一处供游人参观的场所，昔日洋人穿梭的大门已尘封多年，修缮较好的也成了某单位的办公场所。“拿来”再一次体现出了其特有的魅力，昔日的洋楼改成了旅馆，昔日的办公大厅改成了美容中心。然而，那些异样的涂色和装饰仍旧依稀可辨，感染着这一处的空气。心情宁静的人们是应该在这条街上走一走的，一如它宁静的外表。异国情调的面目在历经沧桑之后已面目全非，而你，还能触摸到那种新鲜而奇异的感觉吗？

    最后的谢慕
    从教堂到使馆，从使馆到民宅，无论哪一种方式，西洋文化都从各个角落渗入到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拒绝交流已经办不到。
    英国人最看重交通运输的重要性，他们接管了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建起了正阳门北京火车站。
    美国人要用他们的文化来培养中国的下一代，于是用部分庚子赔款建起了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
    精明的法国犹太人意识到交往的日益濒繁建起了北京饭店。
    而西方人在北京古城的最后谢幕，却是由俄国人完成的。
          
    与动物园相邻的北京展览馆也就是原来的苏联展览馆是一座辉宏的俄罗斯式建筑。这座庞大的建筑非常类似于俄罗斯的经典建筑杰作圣彼得堡海军总部大厦。主楼高耸峭立，回廊宽缓伸展。人们形容俄罗斯这种建筑是高耸尖顶通向天堂，对称的回廊在拥抱世界，北京展览馆确有这样一种感觉。
          
    在这座俄罗斯风格建筑中，繁华艳丽的花饰也很诱人。无论是立柱、门廊、屋脊以至底座都铺满了花饰。其中多数是以植物的花、叶茎、果的表现为主，另外还有党徽和红星，错落穿插布局得体，繁而不乱，雍荣而不造作，富有韵律感。虽然不像巴罗克建筑装饰那样通体石质雕琢，但也足以让人感到凝重而高贵。
    这座建筑是由原苏联中央设计院设计，1953年10月开工，1954年9月完成，建筑使用了大量黄金等贵重材料。建成后参观者盛况空前，无数的苏联建设成就和建设经验在这里展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大增。这恐怕是百年来最受中国人喜爱的外国建筑了。
          
    中国军事博物馆是另一处重要的苏联遗迹，和“北展”的宏伟精致比起来军事博物馆的格调是坚实而庄重，尤其是当你进入正门大厅。就象进入了一个花岗岩砌成的巨人的世界。一围以上的光滑石柱动辄十几米高，宽大的走廊足能让一列火车开过。无论挂像还是挂灯都硕大无朋，使参观者肃然起敬。这就是俄罗斯人那被世界公认的艺术表现力。那时的中国人确实被苏联的魅力征服了，就连中国最重要的建筑物--人民大会堂也被设计成了苏式的。洋人对北京的介入是不光彩的，而这最后的谢幕却是十分精彩的。